“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轻轻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这是唐朝诗人王维留下的千古绝句。诗中提到的阳关就在敦煌市的南湖乡，因位于玉门关之阳而得名。
如今，在敦煌这个极具西部特色的文化名城，还生活着数千名来自豫西三门峡的移民和移民后代。历经半个多世纪的沧桑岁月，他们的生活和生存状况如何，家乡人十分挂心。笔者最近走访了敦煌，从城市到农村，所见所闻，泛古抚今，令人感慨万千……
西迁
新中国成立不久，为根治黄河水害，国家决定兴修黄河三门峡大坝。按照当初的设计建设标准，仅我省（黄河南岸）就需动迁三门峡库区的上万名居民，涉及到灵宝县、阌乡县（后并入灵宝县）、陕县（含现在的湖滨区）。
当时,在中央的号召下，全国支援三门峡大坝的建设。与此同时，在新中国移民史上首次较大规模的中原库区居民大西迁也拉开了序幕。
已经故去的徐福海当时是原阌乡县城关镇镇长兼信用社主任，后被调到了县移民委员会工作。1955年，徐福海随移委会工作团到甘肃敦煌县的五墩、郭家堡、黄渠、孟家桥等乡实地考察。回来后按照组织安排，他负责阌乡县的移民宣传、发动工作，具体的任务指标是不少于300户。
在当时，尽管政府和有关部门宣传发动力度很大，但由于敦煌地处偏远，群众总是眼不见心不实。加之自古中原就有“宁往东去一千（里），不向西边挪一砖” 的说法，大家思想波动强烈，抵触情绪很大。
在这种情况下，徐福海把全家人叫到一起，说：“三门峡大坝的兴建，毕竟是国家第一个五年计划中的一个重大项目，这个大局必须服从。我是移委会干部，工作再难也得往下做。只有从自家做起，才能服众，咱们报名先走！”
徐福海就是这样苦口婆心地说服了自家亲戚、近邻5户19人，首先递交了报名申请，打开了移民工作局面。经过艰苦的动员和宣传，最终阌乡、灵宝有318户报名西迁。其他在库区移民范围不愿去敦煌的，一律安排到灵宝县阳平镇新设的移民村，也可投亲靠友。
与此同时，灵宝县、陕县的移民宣传发动工作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着。口头报名、书面申请、初步审查、组织决定、张榜公布、通知本人，只有经过这些程序，被正式确定的移民户，才能按相关规定变卖清理家产，做好启程准备。
1956年春节刚过，灵宝县移民领队陈兆祥负责带领灵宝县的1900余名移民率先启程。紧接着徐福海就带领阌乡300余户1300余名移民，同乘一趟火车，踏上了西行的征途。
“经过三天三夜的奔波，火车到达了张掖（当时铁路只修到此）。大家第二天改乘货运汽车，经酒泉、嘉峪关、玉门、安西，又在戈壁公路上颠簸了两天，最后到达了敦煌。”徐福海生前曾回忆说。
第一批移民到敦煌后被临时集中在东街学校的操场上，按照事先方案，由各乡、社将分配的移民户用牛车接送到各家。
灵宝、阌乡的移民比陕县的早到敦煌半个月，被分配在五墩、转渠口、三危、党河和孟家桥5个乡。陕县的移民来到后多被安置到五墩、郭家堡和杨家桥乡。大家刚来时，都住在“老社员”各家腾出的空房子里，一时间很多乡亲们相互间失去了联系，寂寞难当。好在当地人都把新来的移民称“新社员”，态度很好，关切倍至，给大家带来了些许温情。
当年陕县移民领队王宠恩回忆说：“按照当时的规定，国家给每人安置费100元，建房费200元，款项不发到个人手里，由自己按个人的想法修建房屋，除了从移民委员会领取建房材料外，其余的具实报销，到上限为止。超出部分自理。两年后，也就是1958年，到敦煌的大多数移民都搬到了新修的移民点上，有了自己固定的家园。当时所有移民除了工作人员外，没有在城市落户的，全部分配到了乡、社、队。”
就这样，为了国家重点工程三门峡大坝的建设，当年大约有8000名移民从豫西迁到了敦煌。
返乡
敦煌属典型的大陆性气候，虽然光照充足，热量丰富，但无霜期短、降水少、温差大，春季多有风沙尘暴，夏季干燥酷热。与家乡四季分明、青山绿水的自然环境形成了极大反差，很多人一时难以适应，出现了口干、皮裂、流鼻血等症状。
移民们所住村庄的周边多为盐碱、湖滩、涝池，蚊子很多，叮咬后奇痒难忍。如果遇到大风或沙尘天气，瞬间会天昏地暗，呛得人喘不过气来。他们编顺口溜说，“敦煌好敦煌好，风多雨少蚊子咬，车大牛小拉得少，一年四季穿棉袄。”
就在移民们艰难地在敦煌度过了四个春秋，刚刚立足之际，“大跃进”和三年国民经济暂时困难便接踵而至。尽管当地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但仍然难以解决严重的缺粮问题。为了保命，人们把地里的苜蓿掐净了、榆钱树叶吃完了，甚至把树皮都削光吃了。
这时，很多移民思想上出现了大的波动，后悔来到敦煌安家。一部分人开始酝酿如何偷生返乡。
根据亲历过的老移民回忆，1960年前后，铁路已经修到了柳园东边的峡东，峡东火车站距敦煌还有150多公里。很多人事先约好，有的全家行动，有的三五户结伴，扶老携幼艰难地向峡东走去，走不动了就坐在荒滩上歇息一会儿，晚上就露宿在戈壁滩上，饿了随便啃口吃的，渴了就喝一点用瓶子装来的水，实在累的不行就把行李边走边扔。那些年老体弱和带孩子的妇女，更是艰难。据说还有个别人因为饥饿、暴晒、劳累而命丧戈壁的。但大家就为一个心愿——早点走到火车站扒车回家。
在当时的情况下，敦煌县委、县政府十分重视这一情况，组织干部在沿途设点阻拦劝返。但大家归心已定，坚持要回河南老家，劝返工作效果甚微。大多数人仍然克服艰难困苦，走上了返乡的归途。
这样，经过1960年前后的大返迁，当年从三门峡移居敦煌的8000人，绝大多数都又回到了老家。有投亲靠友的，有另觅他途的，多数则在原来的家园上又开始了新的生活。
扎根
经过那次返迁潮，留在敦煌的三门峡移民仅仅剩下了四五百人。
陕县移民杨理发老人曾回忆说：“刚到敦煌时，我们这些新社员对老社员的生活习俗感到稀奇，既看不惯也不习惯。敦煌人家家户户每天都少不了一顿拉条子，而我们新社员是以馍汤为主。当地农民多数人用水是住所附近涝池里的存水，水质很差，做饭的时候澄一澄再用。当时的敦煌一年四季很少有新鲜蔬菜，而且蔬菜品种稀少，我们一年四季多数时候是以吃咸韭菜为主的。”
面对这些困难，三门峡的移民们顽强地开创新的生活。王宠恩回忆说：“我们到敦煌后，仍然按照家乡的习俗和生活习惯，妇女们把屋里和院落收拾的干干净净。下地干活时扎上裤腿可以不进土，劳动回来后用掸子把身上的尘土打净，然后洗洗手脸。每逢春节或喜庆日子，家家都贴对联、剪窗花、挂门帘、糊灯笼……这些平平常常的琐事，对老社员来说，他们感到新鲜稀奇。日子久了，当地的老社员也受到了启发、影响。”
敦煌是个农业县，当时仅有可耕地18万亩，以种植小麦、棉花为主。由于耕作粗放，土地板结严重，产量很低。
王宠恩回忆说：“在农田耕作方面，我们依然按照家乡精耕细作的方法。棉花地里，在株距间点种一点玉米、绿豆、黄豆、芝麻，甚至在地埂上也点种一些作物。改小麦的交插播种为行种、套种，也可在行中加种一些作物。这些办法的实行，既能提高土地的利用率，又能有多种收获，提高产量，增加收入。由于当时敦煌的蔬菜品种很少，一年四季很少能吃到多种蔬菜。后来出现的西红柿、圆茄子、丝瓜、冬瓜、大辣子、脆皮甜瓜、南瓜等全是移民探亲回来时引进来的。”
移民杨理发老人说：“我们移民的这些做法，从某种意义上讲，对当地农业经济的发展和不良习俗的改变，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今年52岁的韩云，父辈是陕县老城南关人，1956年移居敦煌。70年代，他回老家探亲，见家家户户院中有压井，便把这一技术引进到敦煌，不仅给当地群众的生活带来了很大方便，还从推广压井、经销配件中盈利27万多元。改革开放后，韩云一直活跃在敦煌的流通领域，前些年经营起了旅馆业。现在他在柳园开了一个日产上百吨的铁矿，吸纳了当地几百名闲散劳动力就业。
芦金铃是陕县老城人，跟随父母离开家乡去敦煌时才15岁。1959年，芦金铃考入甘肃省建筑学校。他毕业回村工作后，表现突出，当过生产队、大队干部。1980年敦煌成立城建局时，向社会公开招聘干部，他以优异的成绩被录用为城建局干部，后任副局长，主抓业务，在岗期间充分发挥其业务专长，为敦煌市的城市规划和建设做出了突出贡献。
当年闵乡县移民领导徐福海的儿子徐永平，从小就生长在敦煌。1976年，徐永平参加工作，先后在市商业系统、敦煌研究院、市经贸委工作，现在在市卫生系统从事宣教工作。
灵宝籍移民张德厚的儿子张晓军，今年41岁，大学毕业后长期在乡镇工作，熟悉基层工作，贴近百姓生活，工作成绩突出，现在担任中共敦煌市委常委、市政府副市长。
安居
如今的敦煌，各方面环境和条件都已发生了巨大变化。当年留居敦煌的数百名三门峡移民，已经发展到现在的500多户、近4000人。
今年68岁的亢结续是灵宝老城南关人，1956年2月随父母去敦煌时才十几岁，后考入西北师范大学，毕业后一直从事教育事业。
亢老师对家乡有着深深的眷恋之情，每隔几年都会回来看看。他离家时记得有位表兄叫袁中央，大他两三岁，好像是陕县或者灵宝什么地方人，后参加抗美援朝，回来后据说安排在公安部门工作。由于分手时年幼，记忆模糊，缺乏细节资料，虽几经寻找，至今未果。在亢老师家作客时，笔者当即打电话给一位在三门峡公安局工作的朋友求助，但在三门峡的户籍网上已经查不到袁中央的个人信息。老人谈起这件往事，仍然深寄厚望，希望能借助家乡媒体的帮助，寻觅到他表兄袁中央的一些讯息，以了却他半个多世纪的心愿。
王宠恩今年已经78岁，是陕县老城南关西街人，当时是陕县移民的领队，现在退休后在家安享晚年。4月27日，笔者到他家拜访，老人把全家十几口人召集到膝前叙旧话新。两个儿子王新平、王新民下岗后，分别承包了2路公交车和经营钓具。在市区他们都有自己的门面房，装修后出租给别人经商，收入不错，生活殷实。
家住敦煌郭家堡乡七号桥村的戚月栓，今年66岁，是陕州老城后营巷人，14岁时来到敦煌，前些年丈夫已经故去，她的6个儿女如今都已成家立业，大儿子在乡政府工作。其余子女虽然生活在农村，但靠种植棉花、瓜果为生，收入稳定，全家大大小小现在共24口人，家庭和睦，生活如意。
笔者前往阳关遗址参观的路途中，偶见一大片绿洲，进去一看，只见农舍整齐划一，街道宽阔笔直，处处显现着新农村的勃勃生机。一打听，原来叫二敦村。在村里笔者遇见了灵宝籍移民后代牛文良，他今年30多岁。听说家乡来人了，他很是欣喜，连忙让妻子开门邀请笔者去家坐坐。他现在把自己在村子里的20亩葡萄园以每年6万元的价格承包给了别人经营，自己则刚刚买了一辆出租车，和妻子在敦煌市区跑客运。
在敦煌的几天时间里，有了老乡的热情相伴，使笔者仔细地品味了这座城市。它虽然不大，却干净整洁，井然有序，花木葱茏；沙洲市场，白天熙熙攘攘，晚间灯火璀璨，具有当地特色的旅游纪念品从这里源源不断流向世界各地；敦煌夜市不仅规范整洁，且极尽诱惑力，驴肉黄面、驴板肠、鸡肉垫卷子、粉汤羊肉、手抓羊排、炒羊杂、搓鱼子、揪片子、拉条子、浆水面，应有尽有，令人流连忘返；莫高窟、鸣沙山，老景点光彩依旧，雅丹地貌、敦煌古城、阳关博物馆、汉长城，新景观引人入胜。
看到家乡人能够如此闲适地生活在环境优美的西北小城，我们的心里也感到十分慰藉和释然。
心愿
2001年夏天，笔者曾匆匆路过敦煌。因为当时并不知道这段移民史，错过了与他们接触的机会。这次探访，在与生活在敦煌的家乡人的几天接触中深深感觉到，他们虽然身在西域，却心系故乡。对远在中原黄河岸边的家乡，事事处处都流露出了一些深深的眷恋和期盼。
当天一见面，笔者与芦金铃和他的朋友唐国群在宾馆有了一次长谈。当谈到前些年家乡有关部门的领导和媒体来敦煌看望、采访移民时，他十分激动，记忆犹新。还拿出了当年留下的通讯录、《三门峡广播电视报》让笔者翻看。乔新仓、孙振军，对这些家乡人，他直呼其名，一一打问，并再三嘱咐笔者回三门峡后向他们问好。
芦金铃说：“三门峡和敦煌是有着血缘关系的城市，敦煌悠久的飞天文化和三门峡古老的黄河文化一脉相承。我们虽然扎根在西域，却在心底里惦念着故乡。艰难困苦都已经成为历史。现在信息灵通了，交通也方便了，两地合作发展的空间很大，希望能够多一些来往、交流。”
芦金铃非常喜欢老家豫西的民俗文化，特别是剪纸艺术。多年来，他一直鼓励支持老伴杜淑琴用传统的剪纸表现古老的飞天文化，取得了可喜的突破。杜淑琴的剪纸以飞天故事和人物为对象，创意独特，手法细腻，风格与传统的豫西剪纸有着明显不同。
芦金铃退休后，对三门峡移民们方方面面的事情都非常热心。谁家有事他都事必躬亲，料理得周到妥帖。谈起三门峡移民这段历史，他如数家珍，感慨万千，表示愿意积极配合相关部门，把这段充满传奇和沧桑的移民史，系统地挖掘整理，以励后人。
回到三门峡后，笔者电话采访了灵宝籍移民后代，中共敦煌市委常委、市政府副市长张晓军，他十分感叹地说：“历史上敦煌就是一个移民城，半个世纪前从豫西迁往敦煌的这次大移民，人数多、规模大、影响广，给我们留下了许多值得回味的东西。尽管由于种种原因，后来扎根敦煌的移民并不多，但豫西先辈们的勤劳、聪慧和忠厚品质，早已融入到了他们赖以生存发展的第二故乡，给敦煌带来了诸如优良的文化理念、先进的耕作习惯、淳朴的风情民俗等，为敦煌的社会经济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历史让人们经历了太多的悲伤，也给我们带来了无尽的欢乐和希望！
张晓军表示，三门峡和敦煌，这两个同在古丝绸之路上的文化名城，是血脉相连的姊妹城。悠久的虢国历史和厚重的飞天文化，都蕴涵着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在国际上特别是在亚洲有着广泛的影响。希望三门峡和敦煌，能够丝路相牵，续写姻缘。在经济、文化和社会事业的发展中，加强交流，携手发展，优势互补，合作共赢，使两地人民能够在更加和谐的生活环境中，不断享受幸福和安康。
2008.6
作者手记：多年前我曾独自一人赴敦煌采访三门峡藉移民的生活情况，写了这篇长文，刊发在《黄河时报》的前身、当时的《三门峡广播电视报》上。之后，我又和家人、朋友一起去敦煌看望部分老乡，至今与他们保持着联系。虽然近十年的时间过去了，但还时常惦念着这些生活在西域的三门峡人。现将此文重新发表，愿更多的人能够了解这段历史。（石旭民 文/图）
